在中国,劳动纠纷层出不穷。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,劳动者会突然集体停止工作,也就是“罢工”,或是突然集体辞职。在“世界工厂”中默默工作的劳动 者们,为何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怒气?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,曾在日系企业的罢工事件中担任过调解工作。他认为,中国的劳动者并没有享受到那些 在其他国家劳动者看来理所应当的权利。以下是《朝日新闻》对常凯教授的采访整理。

:中国劳动者用集体行动来维权的事件在不断增多,原因是什么?

:与上一代劳动者相比,当代劳动者的思想意识与所处的政治、经济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。

:此话怎讲?

:2008年,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、维护雇佣关系稳定的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,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开始增强。与此同时,劳动者也开始意识到,如果大家不能团结起来、齐心协力的话,就无法达到增加工资、改善劳动条件的目的。

随着手机与网络的普及,劳动者接触到的信息量与组织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。有关工资与福利待遇的信息会很快传播开来。不仅如此,还有人会在专门的网站上讨论罢工的计划。

:您所提到的“经济环境变化”具体指什么呢?

:以前,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卖点吸引世界各国投资,达到了增加出口与加快经济增长的目的。可 以说,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,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劳动者的牺牲之上的。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,与国家和企业的成长率相比,自己的工资涨幅极小,甚至赶 不上物价与房价的飞速增长。因此,劳动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,劳动者认为财富的分配过程并不公平。

本田的一家负责生产零件的子公司——南海本田曾发生过罢工,我参与了调解工作。罢工的原因就是劳动者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虽然这家工厂开出的工资要比附近的工厂高,但员工们还是认为工资的涨幅与工厂利润率的上升幅度不成正比,所以很愤怒,举行了罢工。

:目前,广东省广州和深圳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约合2万日元。中国政府计划在2015年之前的5年中,每年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3%。您怎么看待这一政策?

:在21世纪的前5年中,政府一直将最低工资标准压在了较低水平,您谈到的上述措施可以看做是一种缓解矛盾的手段。在中国,外出打工者多为农村出身,被称为“农民工”。农民工的数量约有2.6亿人,其中约有一半出生于80年代之后,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

这些“新一代”的劳动者与父辈不同,后者是在最终选择回乡的前提下默默承受着艰辛的劳动。而在新一代劳动者中,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留在城市。为了达到成为城里人并且结婚生子的生活水平,最低工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。

:劳动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又出现了哪些变化?

:近年来,在集体争议的处理中,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将劳动纠纷定性为政治纠纷,而将其定性为劳 动者的经济交涉,政策上变得宽容起来。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产生了危机感,认识到劳动者若是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,就会引发比罢工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。若在经济 增长的同时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性,那么关系到政权基础的社会稳定就无从谈起。

从激烈程度来看,80、90年代的集体争议破坏性更强。当时,劳动者会用汽车堵塞道路,并砸碎玻璃,进行破坏。相比之下,近年 来劳动者组织的罢工和抗议活动,几乎都发生在公司内部的生产场所。他们十分清楚,一旦在公司之外闹事,就可能因扰乱治安而遭到逮捕。但最大的问题在于,目 前工人缺乏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意愿的组织。

:中国不是有一个被称为“工会”的劳动者联合会吗?

:中国唯一的劳动者联合会是“中华全国总工会”,它统领着所有企业的工会组织。但是,企业工 会主席大多数是由企业的管理层人员担任,地方工会领导人选则由当地的党组织决定。因此,工会很难能够代表员工的利益。近几年来,在中国所发生的罢工都不是 由工会组织,而是由员工们自己发起的。因为中国工会不主张用罢工的方式来维护工人权益。

:这也就是所谓的“自发性罢工”了?

:没错。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反映劳动者声音的真正的工会组织。从经营层的角度来看,若罢工与提薪的交涉能以更加和平的方式来进行,对企业也有利。

:在1982年的宪法中,有关罢工权的条文被删除了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?

:文革之后,罢工被看作是扰乱社会的行为,因此在宪法中被删除了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罢工的 行为是被禁止的。中国加入的一些国际条约中承认了劳动者罢工的权利,所以罢工行为并不违法。但是中国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明确工人的罢工权,法律也不保护罢 工。我认为,应该把罢工看作是劳动者的权利之一,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出来。

:独生子女政策也是劳动纠纷增加的原因之一。年轻劳动力开始减少,劳动者转变成为了卖方市场。这是否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呢?

:在中国,季节因素是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春节期间,多数工厂劳动者会得 到两周左右的假期,回家过年。这段时间内,人手不足的情况极为严重。劳动者在过完春节返回工厂时,会试着寻找待遇更好的企业,并决定是否留在原来的地方工 作。由于不知道员工(春节过后)会不会再回来工作,所以企业方面也很焦急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我们都会看到有关企业“人手不足”的报道。虽说这是劳动者个人 的行为,但如果有1亿多人同时这么做的话,就会产生集体交涉的效果。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中国版的“春季斗争”。

我认为,现阶段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。企业缺少的是有技术的劳动者。中国的劳动市场存在着供需错位的问题。

: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,不仅是外资企业,就连中国的企业都开始将工厂转移到国外。这会不会导致中国竞争力下降呢?

:随着经济的全球化,企业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。企业当然会将工厂设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。 金钱可以自由地出入国境,而劳动力却做不到这一点。“世界统一工资”试图对同样的劳动给予同样的报酬,考虑到这一点,除了部分企业领导之外,劳动者的工资 会趋于下降。但是,劳动力成本低廉只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方面。以劳动者素质、法律完善程度为首的投资环境、生产网络、市场大小与文化因素等都是影响该国竞 争力的要素。

: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不仅会为罢工问题头疼,还认为“反日”活动也是投资的风险因素之一。您也这样认为吗?

:频繁发生的劳动纠纷并非“反日”思想的表现,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。如果日本管理者对中 国劳动者采取居高临下的强硬态度,就很可能会遭到后者在情绪上的抵抗。日企经营者应该了解员工每天都在想些什么,并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收集渠道。如果真的抵 触日本企业,那么劳动者最初就不会在这工作,或是选择直接辞职,而非组织罢工。

:在国际竞争中,日本稳定的雇佣关系也出现了巨大动摇。您怎么看这一现象?

:战后日本的复兴与繁荣建立在传统的劳资关系之上。家族式经营的中小企业大多采用终身雇佣 制、年功序列制、企业工会制。在工作上要求严格,却十分重视每一位员工,这为社会带来了安定。在此基础之上,日本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,国民与国家实现了进 步与富强。这些都是现在中国所缺乏的东西。

80年代以来,经济全球化逐步发展,日本的雇佣形态迎来了变革。临时工、短期员工、派遣员工等灵活的雇佣形态在全球扩散开来。企业当然应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,但完全抛弃日企优良传统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。

:为什么您会这样认为呢?

:从长远来看,稳定的雇佣形式会为企业与社会带来稳定,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。在中国,富人与穷人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,社会的不安定性十分显著。虽然日本经历了“失去的20年”,但社会还是保持了成熟与安定。日本劳资关系的优良传统在这中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人物简介:

常凯,生于1952年。在中国劳动合同法等与劳动相关的法律制定过程中提出了诸多建议。目前在札幌担任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教授。

关键词:

南海本田罢工事件,2010年5月中旬到6月上旬,由本田全额出资建成的零件生产工厂(广东省佛山市)发生了罢工,本田的部分成品车的生产工作被迫中止。这次劳资纠纷最终通过工资集体谈判得到解决。这场发生在中国制造业中的劳资纠纷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。

采访后记:

一名参加过南海本田罢工活动的女员工后来考入了大学,开始研究劳动问题。她通过短信告诉常凯,自己在大学获得了奖学金。常凯高兴地 让记者看了这条短信。“如果劳资关系不能保持平衡,社会就不会稳定”——从劳动就业一线考察中国社会的常凯,讲的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当今的日本社会。

【采访整理】:朝日新闻编辑委员 吉冈桂子

【来源】:朝日新闻 2013年6月19日

发表评论

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!
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