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作者】:刘晨光,中央党校科社部

【来源】:《学习时报》2013年11月04日,第D3版:理论科研

“学术”之原义

今日所言“学 术”,其实是个译自西方的概念,而在西方语境中,平常所说的“学术”实乃现代的产物。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、专业分化的加剧,一批在“大学”或 “学院”里专门从事研究与教学的人,被称为“学者”,又可谓“学院知识分子”。在此意义上,学者只不过是以学术为职业的人,甚或靠学术生存的人,“搞学 术”并无特别的精神意义。

但若往文明源头追溯,“学院”(academy)一词源自拉丁语academia,后者则源自一个希腊地名 Akademeia,它位于雅典城邦近郊,即著名的“柏拉图学园”之所在。哲学作为爱智之学,是对真理与智慧的探求,当为“学术”原本之义。在现代,学术 作为职业,仍与别的职业有别,正是因为学术工作具有高度的精神性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就其对象或内容而言,一是就学者自身而言。

如果对学术没有真正的热爱,套用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 伯的说法,如果不能把学术当作“志业”,具有相当程度的献身精神,那么学者在自己耕作的领地,将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。这样的“学者”,大概只是把“学术” 当作谋生的手段,若是可能,自然也愿意放弃“学术”,选择别的能带来更大实际利益的职业。而真正值得一个人全身心去投入的“学术”,当然不只是生存手段, 在根本上,它只能是源初意义上自身即为目的的学术,亦即作为探求真知之精神活动的学术。从事这样的学术工作,只是出于学者自身的需要与一种来自命运的召 唤,本是不计较什么成就与报酬的。

若从中国传统着眼,谈学术精神,应该上升到“道”的层面。孔子所说的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,即是志于道。学术之“术”,古义通“述”,先学而后才能有所著述,强调的仍是“学”。而学,即是学道;学术精神,即是问道求道的精神。所以,“学术”亦通“道术”。

当“学术”表示的是源初的求知或求道之义时,学术研究的主体与对象所体现的精神性,便可获得高度的统一。真正的学者,即是求真知或志于道之人。明乎此,方可再谈学术精神的不同层次与境界。

“学术精神”之境界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: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 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境也。”这是经典之论,不妨借用来谈谈学术精神的三层境 界。

第一层境界是悬思。原句出自晏殊《蝶恋花》一词,写的是一个新婚女子对驻外戍边的丈夫的苦苦思念。初学者对目标的探求大概类此。一开始, 由于人与道遥迢相隔,“人”是孤独的,“道”是迷离的,所以人才生出向道之心、望道之情。对于初学者而言,为了看清道路的方向,最重要的就是要立足高远, 志在勘破大本大源,求得真正的大学问大智慧。为此,他必须不受种种世俗诱惑的干扰,以至把苦乐毁誉利害都置之度外。即便如此,他仍可能要先试过很多错路与 弯路,才能最终告别迷途,走上正大光明之道。

第二层境界是苦索。原句出自柳永《蝶恋花》一词,写的是一个痴情男子对心上人的渴慕与思恋。学者 一旦摸着门径,入得正道,进学之路大抵如此。他已经很清楚自己应该去追求什么,剩下的就是一心一意、专心致志、持之以恒地下苦功夫求索,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。无论有多少艰难困苦,都不足以把他吓倒;无论有多少激流险滩,他都要闯过。在这个阶段与层次,学者最需要的就是为了“余心之所善”而“虽九死其犹未 悔”的执著与投入。

第三层境界是顿悟。原句出自辛弃疾《青玉案 元 夕》一词,写的是一位男子在元宵节闹市街头突然遇见心上人的欢喜之情。求学问道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,就像一颗钉子用力缓慢地穿透一块无比坚硬厚实的木 板,然而在此过程中,你所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,正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累积与进步的基础上,忽然有一天,你感觉到豁然开朗,仿佛是“天眼”开了,看 世界想问题没有什么不明白的。这就是从“渐悟”飞跃到了“顿悟”,学问的层次有了质的提升。这是一个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的过程,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 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
在学术研究中,这三个境界既适用于作为求取真知与大道的学术本身,也适用于对专门具体问题的研究。就后者而言,我们可以在对不同问题的研究中反复经历这三个境界。但在根本上,这三个境界还是更适于说明求道者的精神历练。

向“道”而生

从上面所论“学术”之原义与“学术精神”之境界来看,最关键的是要明“道”,因为只有关乎大道的学问才是真学问,只有达于大道的学者最具真精神。那么在现时代,“道”意味着什么呢?

在西方传统中,自古希腊以来,哲学与政治、知识与权力之间就存在一定张力,直到韦伯,他仍把学术与政治对举,认为学术是价值无涉的纯粹求知活动。只是除 了研究学问、获取真知的本职工作外,面对政治生活中的错失与迷误,学者还可积极发挥批评现实和改善政治的社会功能。而在中国传统中,也很早就存在道统与政 统之间的张力,一旦政治出现问题,以道自任的读书人往往也可起到谏言监督的作用。

然而,这都是“道术已为天下裂”后的情况。中国传统所尊奉的 “先王之道”,其实是合政统与道统为一的,它意味着“有道之君”施行的“有道之政”。正是在此意义上,清朝大学者章学诚指出“六经皆史”,认为古代经典中 所彰显的大道,其实本是早先王政施行过的东西。所以,最早的学问就是“王官学”,最早的学者与老师就是“官师”。无独有偶,这种知识、道德与权力合一的理 想政治,也正是“柏拉图学园”的创建者最初所期求的。

现代西方已经走上了一条政治权力与道德学问两分的道路,其间沟壑至今未能弥合。但新中国 仍是力图恢复与保持道术未裂时的政治与学术交融的古老传统,把政治建立在知识与学问的基础之上,并承担伦理教化的功能。在“官师”传统及其演变的“士大 夫”传统的影响下,中国学者所求之“道”,非但不是与政治分离,并且只有寄托于政治,才有可能实现。

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,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 真理,当下言之,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它试图以古老的道术传统的形式,来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。学者应该向“道”而生,当下求道传道弘道,即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使其所成就的光明大道越来越宽阔与辽远。在这一路途中,我们应该拿出志于道者的精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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